作者简介：易清华，湖南华容人，现居长沙。中国作协会员。曾用笔名易清滑在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上发表大量诗歌，同时致力于小说、散文创作，在《大家》《山花》《当代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作品》《清明》等上发表中短篇小说，有多篇散文上过《散文选刊》及年度选本。并在《当代》发表长篇小说《窄门》。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感觉自己在飞》《寒夜里的笑声》，长篇小说《荣辱与共》《背景》等。曾获《芙蓉》文学奖等多项奖。
生病札记易清华
一我的书房案头常年摆放着一件拳头大小的玉器，虽远非名贵玉种，但看上去也光耀圆润、晶莹剔透。自从我在云南的某个小镇廉价将它买回来之后，就一直陪伴着我。
常言道，玉不琢不成器。严格地说这还不能说是一件玉器，而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。因为它只雕刻了一半，从雕刻的这一半来看，雕刻师技艺娴熟，而且野心勃勃，他那挥洒自如的雕刀下所呈现出来的线条，是那样细腻饱满、自由灵动，且飞扬不羁。就像帕慕克在他的著名小说《我的名字叫红》中所说的那样：只有当一个人脱离了时空的牢笼，他才会明白生命是一件束衣。我敢肯定，当时的雕刻师是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癫狂状态下进行创作的。
但我不明白雕刻师为什么会半途而废？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件玉器要是完成的话，堪称一件伟大的作品！到底是他功力才情不够，是灵感突然枯竭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我曾经颇费猜测。而在一次把玩时，我终于明白了原因：是玉石的材质出了问题。我发现，在玉石未被雕刻的一面，颜色有些暗淡，不仅颗粒粗糙，遍布着一些深浅不一的暗纹，甚至中间还有一条明显的裂缝。就是说远没有被雕刻的那面光洁、圆润、完美。很显然，这就是雕刻师有始无终的原因。
当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就将它置身在案头的一个死角上，几年来对它不理不睬。在我的书房里，它就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摆设，地位远不如一本我年轻时看过，且永远不会再看的十九世纪外国小说。譬如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，萨克雷的《潘登尼斯》，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，艾米丽的《呼啸山庄》，等等等等。在书柜的最上一层，它们相互拥挤着，蒙着尘埃，仿佛已经与我这个读书人没有了任何关系。这些曾经吸引过我的所谓名著，不仅不再输给我营养，相反，我还在内心极为排斥，就像剔除*素一样，用锋利的刀刃一点一点地剔除着它们曾经给我造成的影响。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把那些阻碍我审美向前发展的陈腐知识和经验视为病*，并一一将其扼杀，斩草除根。
不过后来发现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任何进入骨子和血液里的东西，哪怕轻如波光云影，哪怕渺如羽印蚁痕，却依然存在，只是难于觉察。当你想忘记，想远离，甚至想抛弃它们的时候，它们却没有任何征兆地，突如其来地将你造访。譬如有一次，我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借一个人物之口说出：任何犹豫都是卑劣的。要知道，我平素可不是一个果决之人，也没觉得犹豫有什么不好，但我偏偏就冒出了这样的话。当我追本溯源，才隐隐记起，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一部小说中看到的。它一直躲藏在我从未在意的地方，就像体内的一串细胞。但有一天，它突袭了我，并从笔下找到出口，令我惊诧不已。我在书架的最上层找出了萨克雷的《潘登尼斯》，很快就在前面几页中找到了这句话，是十八岁的潘登尼斯写给他叔父的求援信。照悲痛欲绝的潘登尼斯母亲的说法，儿子爱上了一位大他十二岁的卖艺的女戏子。潘登尼斯在信中说，拖延就意味着犹豫，而任何犹豫都是卑劣的。潘登尼斯之所以这样说，是想立马与那位女戏子结婚。
生病，就类似这种记忆——譬如你体内的一些细胞，因为缺乏营养，或者别的什么原因，突然从看不见的地方跳将出来，对浑然不觉的你实施行刺。
二那是一个初夏，漫长的午后时光。我正在书房里重读普鲁斯特《忆似水年华》的第六卷《女逃亡者》，腹部突然隐隐作痛，那种疼痛一阵一阵的，就像湖水在船底下的暗涌，虽然并不激烈，也不算重，但它永无休止的劲头，让我焦躁不安。
众所周知，普鲁斯特是一个著名的病人，他生病时必须紧关门窗，且卧床不起，而这一切在本雅明看来，普鲁斯特的病让大夫们束手无策，但他自己却能够运用自如。是的，他就像一名出色的导演，将在外人眼中折磨他的疾病演绎合成为一部好莱坞大片，让全世界的观众争相追捧。
我不停地将手掌压向腹部，但仍然无济于事，除了疼痛之外，让我感觉到最难受的是，腹部像一个不断吹大的气球，那种鼓胀感比疼痛更加让人难以忍受。常识告诉我，也许碰巧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，或者是受了寒凉，这种症状还不至于要去求医问药。我放下书本，从电脑桌前站了起来。我想出去散散步，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，以此来缓解胀痛，但就在这时，原本明亮的窗口突然像蒙上了一块黑布，天忽地暗了下来，一会儿就电闪雷鸣，狂风鼓荡，我连忙关上玻璃窗。窗外咚咚咚、唰唰唰地下起了大雨。我只得重新坐了下来，而腹部隐隐的胀痛并没有因此而休止，我愈加烦躁不安起来。
虽说关了门窗，但这只对普鲁斯特的哮喘起作用，而且，我也不能像他那样导演自己的疾病，把它当作一门艺术享受。作为一个不是天才的凡人，有病看病，没病防病，才是常情。——所以，我得想办法治愈我的腹痛。早就听说过玉石有润心肺，养五脏，疏血脉，安*魄的疗效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捧起案头那多年弃之不顾的玉器，轻轻地抚摩着，让自己的肌肤经络和与玉石的纹理纤维来一个亲密接触。神奇的是，没过多久，我渐渐地感到不再气闷，不再烦躁，那隐隐的胀痛感也仿佛在转瞬间烟消云散。我当然知道这主要是心理作用，但仍然感谢这块玉石，并对它刮目相看。我仔细打量，从那光洁圆润的一面，看到那暗淡粗糙的一面，仿佛是两个不同的王国，彼此依存，缺一不可。光洁圆润的那一面固然让人赏心悦目，但暗淡粗糙的一面也自有天生异象，似乎更让人流连忘返，心生敬畏。
这玉器的两面，不由得让我想到人的一生。桑塔格曾在她的专著中说过，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，一个属于健康王国，一个属于疾病王国。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，但或迟或早，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也是疾病王国的公民。
三在我的记忆中，能够呈现清晰画面与真实感觉的第一次生病，是在我八岁的时候。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，在我四岁的时候，也曾生过一场大病，至于是什么病她也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把我送到乡卫生院打点滴。我特别不配合，死命挣扎，直到把手腕上的输液管扯掉。大夫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点滴打在脚背上，结果又被我拼命挣脱。一般的小孩都对打针有恐惧感，也会大哭大闹，但闹过之后，也就在大人的威逼利诱下驯服了，而我是一个例外。我至今想不清是因为恐惧太深，还是因为天性中那种不妥协的犟劲？在平常，我可是一个沉默寡言，逆来顺受的小孩，不知是认知误区还是个性使然，竟然让我如此不明事理黑白不分？四岁生病时的情景，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忆，但八岁那年，我开始对疾病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，——不再是深深的恐惧，更不是一味的抵抗。
那是一个气候异常闷热、潮湿，蚊虫滋长的季节。在一个个春夏之交的下午，我们一群小学生，肩背手工缝制的粗布书包，沿着一条蜿蜒的乡间小道回家。两旁树木蓊郁，强烈的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照射下来时，在我们淌汗的小脸蛋上变成无数耀眼的光斑。
“你出了吗？”
一个小孩带着炫耀的神情问身边的另一个小孩。
如果将这句问话改一个字，变成“你吃了吗”，就不费解了，这是在乡下最常见、最亲热的问询，无须任何解释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“出了吗”是指出麻疹时，你会有怎样的感想？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，物质极度贫乏，吃喝穿戴都成问题。家里的小孩又特别多，所受的待遇甚至比不上一头猪、一只鸡。六畜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因为一年的指望都在它们身上，如果没有鸡生蛋，没有一头肥猪出栏，那你家里就会穷得像水洗一样，一清二白。所以，小孩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成为家里的主角。而且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，麻疹尽管也是不可小视的病，严重时所带来的并发症甚至可以危及生命，但不需要打针吃药，还可以一两个星期不上学，不参加任何劳动。所以，尽管我们知道生病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，却仍然希望得一场麻疹。
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相当闷热的早晨，起床后的我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庄严地向大人宣布：我要出麻疹了。母亲把一双湿漉漉的手在粗布围裙上擦干，摸了摸我的脸颊，点了点头，证明我没有撒谎。我发烧了。当我在母亲的安排下再一次躺在床上时，我的脸上开始出现了小红痘痘，一点、两点，三点，就像门口枯枝上突然绽放出的梅花，一朵、两朵、三朵。没过多久，母亲从厨房里端来满满一碗放了白糖的生鸭蛋花，至少有三枚鸭蛋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待遇——要在平时，这些鸭蛋是要在货郎担上换日常生活用品的。在我喝鸭蛋花的时候，我偷偷地照了一下镜子，这时，小红痘痘已经遍布了我的脸颊，密密麻麻就像夜晚满天的星斗。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喝起了鸭蛋花，全然不顾门缝里小弟那垂涎欲滴的眼神。——我终于生病了。
在出麻疹的那十多天，我几乎天天躺在床上，就像一个小皇帝那样受到特殊待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母亲还在我的床底下放了一只筛子，据说这样能够让麻疹出得更快，出得干净。我至今不知道这种迷信的风俗源自何处，只有一种最直观的想法，就是筛子上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小眼，是可以将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红痘痘给筛掉的吧。
很多看起来无比神秘复杂的迷信风俗，或许真就是来源于劳动人民最直接、最简单的感知，之所以后来变得神秘复杂，只是因为时间的推移将其仪式化。
当然现在的孩子都有疫苗了，所以他们都没有这么一个出麻疹的经历和风俗了。
四很多作家的写作都得益于水。譬如沈从文，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过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。”出生在洞庭湖边的我，对于水的喜爱，比沈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从四五岁的时候起，就偷偷地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河港湖汊玩水，长大后更是中流击水，乘风破浪。年轻时还曾写过一首长诗《大淡水湖》，以此来抒发自己对洞庭湖由衷的赞美。但是生在湖边的人都有一种隐隐的恐惧，那种恐惧来自于一种叫血吸虫的病。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曾经都将它称之为瘟神，可见它的威力之大。
水中有无限生命，一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肉眼看得见的，一种是肉眼看不见的。和世界上的很多道理一样，肉眼所看不见的，往往比看得见的更可怕。譬如毛蚴。它是血吸虫的前身。却说毛蚴从虫卵孵出后，就像一个得到号令的勇士，沿着些许光亮，径直向前面的堡垒冲去。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破这个堡垒。这个堡垒就是一只钉螺。进入钉螺体内后，他将钢针一样的尖嘴刺入螺软组织，不断地紧缩身躯，攻入组织内部，在钉螺温暖的大床上无性繁殖，生产出数以千万计的尾蚴，在成长壮大之后，一批批尾蚴精兵朝外面的世界挺进，披荆斩棘，攻城掠地。
这时，如果有人在水中活动，就成为了它们的攻击目标。这些勇猛的将士，头顶一个强力吸盘，将整个身体吸附在猎物上，并忍痛甩掉辎重的尾部，仅仅在几分钟的时间内，便将大半个身子钻入人体，沿着小末梢血管或淋巴管翻山越岭，奋勇前进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在迅速找到温暖的驻地之后，交配、产卵，发育成虫，再一次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一举成为桃花源的子民，在人体内安居乐业。
血吸虫的平均寿命有四五年，最长可活四十年。它们大口地吞噬着人体内的红细胞。让患者咳嗽，胸痛，发热，并堵塞血管，破坏血管结构，导致组织纤维化，最后让人消瘦，出现腹水、巨脾，腹壁静脉怒张等晚期严重症状，最后危及人的生命。
我的祖父易玉秋在四十五岁时死于血吸虫病，听父亲讲，祖父临死前腹部如一个大鼓，因为疼痛难忍，他不停地用拳头敲击鼓胀的腹部，竟然发出嘭嘭的声音，犹如奏乐。我没有见过祖父，但血吸虫所带给我的恐惧，通过父亲的描述而根深蒂固。
我在十二岁的时候，曾被告之得了血吸虫病，这场血吸虫病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团，我至今都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得过这个病。相比出麻疹，血吸虫病显然要厉害得多。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对这个病讳莫如深。而且，在我们的眼中，这是一种丑陋无比的病，因为会长一个很大的肚子，就像孕妇一样，所以在我们那里，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，是极度不雅观，和羞于启齿的病。而出麻疹则好得多，脸上长满了小红痘痘，就像一树梅花，或者满天星星。如果说出麻疹是革命浪漫主义的话，那血吸虫病就是丑陋的现实主义。
诊断血吸虫病的过程也相当令人尴尬和难堪。开始是预检，学校要求我们每一个学生提供自己的大便，于是在上学的路上，每个学生都用一绺稻草提着用旧报纸包裹好的大便，那种狼狈的样子可以想见。十多天之后，我突然被老师通知得了血吸虫病，去大队部治疗一个月。得事先说明的是，我并没有任何症状，不咳嗽，不胸痛，也不发热，肚子当然更没有任何异样。但父亲还是说服我去了治疗所。一间大房子的地板上睡了七八十条汉子，都是村里的血吸虫病患者。地上铺着厚厚的稻草，人们就睡在稻草上。我只睡了一个晚上，就被熏天的臭气和如雷的鼾声折磨得要死不活，第二天就跑回了家，打死也不去了。父亲没有办法，和治疗所的医生商量，结果是我不住院了，只是在每天上学之前去喝一碗汤药。开始我还坚持了几天，嫌那种汤药不好喝，就没有再去了。后来医生和父母都没有过问。在当时我就认为，我的血吸虫病根本就是误诊。
疾病被常常用作隐喻，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，或者反抗。劳伦斯曾把自渎称作“我们文明中隐藏得最深、也最危险的癌瘤。”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时最感绝望的时候，桑塔格也曾写下这样的句子：“白种人是人类历史的癌瘤。”从小我就被告之，血吸虫病是由于血吸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。在社会学领域中，寄生虫还指泛那些依靠别人，自己不肯努力的人。记得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全靠我们自己，一切归劳动者所有，要消灭一切寄生虫。”所以我很小就在作文中写道，要发愤图强，绝不当社会的寄生虫。
或许正是血吸虫病的这种隐喻，让我在潜意识中总是不承认曾经得过这种病。可以这么说，使我感到讨厌和恐惧的并不是血吸虫这种病，而是血吸虫代表了一种不光彩的角色。
五那是一条淡紫色的手术疤痕，约六厘米长，有头有尾，有身段，像极了一条蜈蚣。它位于我的右下腹。是我二十四岁时命运赐给我的本命年礼物。
记得那年刚刚入秋，长沙的天空气佳景清，还没有阴霾之说。经过两三天的隐隐腹痛后，腹痛突然加剧，如排山倒海、地覆天翻。医院，照片、验血等常规检查，做了一次又一次，都得不到确诊。止痛药、消炎针，治标不治本。每每稍有缓解，剧痛又卷土重来。几天下来，人已是筋疲力尽，形容若*。
一天下午，实在是痛得没有办法，复又医院，熟悉的医生看到我就愁眉不展。刚好来了一个新的见习医生。见习医生长着一双弹钢琴的手，十指白皙修长。在检查我腹部时，他那修长灵动的手指如拨动琴弦。哆来咪发，唆啦西哆，我分明感觉到了音乐的律动。突然医生的中指紧紧地按住了我疼痛的发源地。
“是这个点痛吗？”
“是，我能确定。”
就是这个面带稚气的见习医生查出了我的病症：阑尾炎。原来，我的阑尾的位置与一般人的不同，尽管也有医生怀疑是阑尾炎，但多次检查都不能确定病症。见习医生一锤定音。当即住院做了手术。做完手术，主治医生说了一句话，如果再拖一个小时，就会引发阑尾穿孔、化脓，引起弥漫性腹膜炎等严重合并症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医生的这句话让我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。
从手术室出来后，到了病房。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，我的情绪彻底放松下了。阑尾是人类进化不完整的标志，是人身上唯一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，只是用来发炎的。这下好了，割掉它就万事大吉了。但没过五分钟，我突然感觉到呼吸急骤起来。当我拼命地张大嘴呼吸时，我发现我的嘴巴都张不开了，只能像一条死鱼的腮帮一样翕动。我想求救，但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既然发不出声音，我就想用动作，但我的手脚根本都动弹不得，我浑身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，仿佛所有的力气就在一瞬间被连根拔去。
我的眼前开始出现幻影。现在想来，我的瞳孔肯定也在一点一点地放大。总之，死神在我的眼皮上跳着舞蹈，我想我要死了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割掉一个没用的阑尾，连命都要搭上。幸亏这时姐姐赶了过来，发现异样，连忙叫来医生。医生慌忙抽掉我的输液针，给我急救。一会儿我就被抢救了过来，并被免费送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原来，是输液出了问题。我至今都没弄清楚，到底是药水的质量出了问题，还是本身就用错了药。
尽管事医院赔偿，也没有要求院方向我赔礼道歉，这明显是一桩医疗事故，但院方似乎并不想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因为这桩事故并没有造成什么后果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。其实，作为一名普通的病人来说，是有权了解真相的，而这给医生们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。我听一个当医生的朋友说过，即使是非常杰出的医生，也很难对疾病做出确切的诊断，总会有出错的时候，于是就导致了医生对责任的回避，来避免医患维权方面的官司。譬如，在给患者动手术时必须要家属签字，以规避风险。譬如，医生对病人开具一些于身体无害，却也可能于该疾病无益的药物，因为真正的治疗总是要冒风险的。医学本来是一门带有风险的探索性科学，其目的就是救死扶伤，尽管要冒风险，医院却越来越企业化，完全依赖合同法规，当初医生和患者的互信关系，现在却变成了签约的甲方和乙方。这样一来，弱势的一方往往就处于被动。年10月25日，温岭市发生了一起患者杀死医生的案件，而类似的案件在新闻里并不少见。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不仅正在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，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。看来，如何回到医生和患者当初的互信关系，已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课题。
六我敢说，没有一个人没有生过病。从小到大，我记得我得过无数次感冒，还得过哮喘、腹痛、肺炎、胃肠炎、阑尾炎、眩晕症、尿道结石等等。虽然是得过这么多的病，但迄今为止，我仍然还算是一个健康的人。看来，做一个像普鲁斯特那样的著名病人是需要资格的。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斯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，健康的理想，只是在科学上才令人感兴趣而已，真正有趣的是疾病，它是个性化的一方面。在常人眼中，诗人的言行往往不可理喻，但就是在这种不可理喻中，常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理。
记得小时出麻疹时不能外出，百无聊赖的我便呆呆地望着家里的土墙。这所房子是我祖父手上建的，墙体斑驳，到处透着裂缝，长的线条、短的线条，弧线和圆圈相互交错，像蜘蛛网一样密集。我先是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图像，满脸慈祥，下巴上长着像玉米缨子一样的胡须，我认定那是我的爷爷，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亲人。之后，我看到了一条狗，一棵大树。几位美丽的少女。一条巨蟒。一朵乌云。一座岌岌可危的王宫。一个手执大刀的将*。几名匍匐前行的士兵。我还看到了一个在河边浣洗衣裳的妇女，那是我妈，一个仰望天空的小男孩，就是我。我一边看着墙上的图案，一边开始编造我的第一个故事。关键的是，在我编造这个故事时，我感到了快乐和有趣。有时我想，如果不是那场麻疹，我或许不会走上写作之路。即使是走上了写作之路，我也不一定会觉得写作是一件快乐和有趣的事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同行者，他们都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役。
托马斯·曼曾经在《魔山》中借病人之口说过这样的话，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，而是爱的力量的变相表现，所有的疾病都不过是变相的爱。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得过的一场大病。我已经记不起是急性肺炎，还是别的什么病，那场病所带给我的痛苦早已烟消云散，没有任何痕迹。只记得大病初愈后，为了帮我进一步康复，父亲总是背着我到野外散步，呼吸清新空气。特别是有一天下午，他背着我在屋后的河边散步，我突然感觉到无比烦躁，不停地催促父亲回家。严肃的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坚持原则，说一不二，他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仿佛在寻找某种借口。突然，他指着河面大声地对我说，你看，鸟，好多鸟！我朝着河面望去，果然看到了很多白色的鸟，它们在展翅飞翔的时候，把整个河面都要给遮住了。那些翅膀，有时紧贴水面，有时又仿佛要直冲云霄。以前很少在这条河里看到鸟，即使有，也就两三只。我突然来了兴趣，这样的一群鸟，它们从何而来，又要到哪里去？
父亲显然回答不了我的问题，但他告诉我，跟着它们就会知道。于是父亲背着我走了很远很远，直到最后，我们也没有找到答案，但多年以后，我突然明白，爱就是唯一的答案。
、
本公号专推高质量、高品位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书画作品，由长江信息报资深副刊编辑专业打理，欢迎来稿，敬请